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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这十点,看深圳经济如何实现创新驱动

时间: 2017-03-24 15:47 来源: 点击:
本文节选自《创新驱动的深圳样本——观察的维度》,作者为南岭。文章指出,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其标志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不是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而是来源于创新的作用。
  

编者按:

      本文节选自《创新驱动的深圳样本——观察的维度》,作者为南岭。文章指出,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其标志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不是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而是来源于创新的作用。以下节选部分阐述了深圳的经验——实现这种转变是“一篮子”相互耦合相互促进的要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包括人才资源及其激励、创新型企业阵容、研发机构、研发投入、专利申请及授权、创新型金融、国际中高端产品市场份额、创新型经济规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等。


      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和熊彼特创新理论揭示了经济增长的驱动要素,但按照他们的理论模型,很难直观地去判断一个经济体、一个区域或一个城市处在何种动力增长区间,有必要加以具体化和扩展。
      近年来,深圳在创新领域独领风骚,国内各种经济评价中,深圳的创新屡拔头筹。国际著名媒体也不吝赞语,把深圳创新作为观察中国经济转型的窗口。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深圳是中国较早迈入创新驱动的城市?虽然还难以下断语,但深圳提供了观察创新的样本应该是确定无疑的,本文从十个方面提供经验数据。


1.经济增长出现大块“余额”

      与2010年相比,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由9851.5亿元增加到1.9万亿元,增长了80%以上,辖区公共财政收入由3506.8亿元增长到7238.8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1106.8亿元增加到2727.1亿元,都实现了翻一番。与此同时,资源能源的消耗则明显下降。万元GDP能耗、水耗、建设用地、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19.5%、43%、29%、21%。氮氧化合物、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一方面,经济总量大幅攀升;另一方面,资源能源(要素)消耗大幅减少。基本解释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创新驱动增长。早在2005年前后,深圳就喊出了“四个难以为继”,即相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值,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水资源、环境容量都亮起了“黄灯”。在编制“十二五规划”时,更是遇到了资源的瓶颈。但深圳在实现“十一五”“十二五”总量超预期增长的同时,闯过了难以为继的关口,这是转型所带来的,是增长动力转换的成果。

 

2.高新技术企业异军突起

       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的前身宝安县只是一个农业县,工业化起步于“三来一补”和“内联”企业。目前,深圳已成为本土企业为主体的城市,商事主体已超过100万家,实有企业近90万家。每平方公里中小企业数量达400多家,密度为全国之冠。在这些企业中,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已超过3万家,销售额超千亿元的3家,超百亿元的15家,超十亿超过150家,超亿元的超过1200家,形成了雁状结构。到2015年,被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达5524家。深圳企业分布的另一个指标是上市公司在中国内地大中城市中名列前茅。2015年,深圳境内外上市企业超过320家,其中中小板、创业板上市企业连续九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深圳一批创新型企业已引起全球关注,华大基因、腾讯入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技企业》杂志2013年全球最具创新力技术企业50强。2014年1月20日,《华尔街日报》刊发“中国创新及其崛起”,文章引用了华为和腾讯案例。在过去10年中,华为在电信设备市场超过了多家欧美竞争对手,例如诺基亚和阿尔卡特、朗讯等。在语音消息发送等功能方面,微信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并开始挑战硅谷的移动消息应用What’s App。深圳的高新科技企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25%,是经济增长和创新驱动的火车头。这还不是深圳创新的全部,按照熊彼特关于创新的定义和创新方式的界定,占深圳主体地位的企业群,也有大量的创新,理论上可以把它们归结为非研发型企业的创新。不无遗憾的是,这些企业创新如珍珠散落在广袤的大地上,未引起社会关切。其实,只有将这部分企业创新作为深圳创新的组成部分,深圳的创新驱动才能得到更全面的解释。

 

3.研发体系的形成和研发机构的爆发增长

       研发机构是指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中心和技术中心。深圳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这些研发往往是着眼于企业发展问题,或攻坚企业技术难题,或起步研发创新技术和新产品,是企业创新的载体和支撑。2008年以来,深圳的研发机构爆发式增长,新建各类创新研发机构超过900家,累计达1100家以上,超过2005年以前研发机构总和的5倍。“十二五”期间,各类研发机构的建设经费大幅增加,仅2011—2013年,深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和科技研发资金累计投入75940万元(其中,重点实验室投入48290万元,工程中心投入23700万元,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投入4950万元)。“十二五”时期,深圳还布局了两家国家级创新重大基础设施,即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和国家基因库。超算中心提供了企业和民生项目所需要的大规模运算,而国家基因库则是为农业、生物技术、精准医疗、基因存放与利用提供公共性服务。深圳初步建构了国家创新重大基础设施、重点实验室和开发中心为架构的,相对成系统的,各司其职并功能完善的研发体系。

 

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深圳涌现出一批新的研发载体,我将这种新的研发载体概括为研发单位。他们的特点是组建新的研发团队,开发新的技术和产品,孵化新的企业,将新的技术商业化。比较早的代表是深圳清华研究院,是一家由深圳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合作的突破传统体制的机构,后来人们将其体制概括为“四不像”:既有大学的功能(培养研究生),又不像大学(学生主要通过实验室实践培养);既像研究机构(研究课题),又不像研究机构(有的从事研发成果转化);既像事业单位(有编制管理),又不像事业单位(部分员工合同制聘用并企业化管理);既像企业(部分经营业务)又不像企业(部分科研业务)的单位。该研究院除了产出科研成果,获三项国家级科技大奖外,还孵化了大批创新型企业,孵化投资了达实智能等18家上市公司,控股及参股企业150家。这类培育企业的研发机构有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华大基因研究院、光启研究院等。它们在创新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力量和广阔的未来。深圳乘势而上,展开了引进创新团队的强大攻势,近60个带来新观念新技术新机制的团队,脱颖而出,新型创新机构快速增长。深圳研发开始步入向原始创新发起冲击的新阶段。

 

4.研发投入力度接近国家领先水准

     创新是昂贵的,特别是现代重大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总与大量的投入、持续的投入关系越来越密切。经验数据显示,全球创新中心往往是研发投入中心。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数据,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美国为2.77%,德国为2.88%,丹麦为3.09%,瑞典为3.37%,日本为3.99%,芬兰为3.78%,韩国为4.03%,以色列为4.66%。深圳创新投入持续扩大,在随着GDP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占比逐年提高。2008年,占GDP比重为3.3%,绝对量略超200亿元。至2015年,绝对量超过700亿元,占GDP比重达4.04%,在内地大城市中仅次于北京。研发对创新的影响,既要看资金投入量的多少,还要看投入主体和结构,以及投入管理的机制。深圳研发投入的特点在于,90%创新型企业为本土企业,90%科研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源于企业,90%专利产生于企业,90%研发机构建立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研项目由企业承担。这“六个90%”,提高了深圳研发的效率。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研究人员正在工作

 

5.专利数量和质量呈现竞争优势 

      专利是知识产权的体现,是创新型企业竞争的至高点,是高端竞争的重要领域,是创新能力的标识。知识经济愈发展,专利愈重要。世界上公认的20个左右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拥有世界发明专利的99%。随着深圳研发投入的增多,反映研发成果的专利凸现,并具有以下特点:1.专利数量、质量领先于全国大中城市。2013年底,深圳累计国内有效发明专利突破6万多件,发明专利密度为58.61件/万人,位居全国首位。在2014年底,深圳有效发明专利70870件,比上年增长14%以上,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66.2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1年居全国首位,2013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10049件,占全国申请总量的46.7%。[2013年全球PCT专利申请总量为205000件,申请数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美国(57239件)、日本(43918件)、中国(21516件)、德国(17927件)、韩国(12386件)]。2014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11634件,比上年增长15%,占全国的48.9%,2015年深圳的PCT专利申请量为13308件,平均每天36件,势头强劲。2.一些企业专利申请冲进全国第一方阵,有的冲进全球领先行列。2013年,全国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强企业中,深圳华为(2251件)居首,中兴通讯(1448件)位列第三,比亚迪(340件)位列第八。华为公司和中兴通讯位列全球企业专利申请量三甲,中国企业在长期由发达国家占领的专利平台上出现。3.有的企业开启“卖专利”盈利模式,如2012年,深圳超多维光电子有限公司的裸眼3D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专利授权设备总数超过100万台,专利授权收入达1000多万美元。光峰光电公司以卖专利盈利,成为产业价值链上端话语者,公司的收入主体主要来自激光显示技术专利授权。光启研究院,在超材料领域布局2800多件专利,占领全球超材料底层专利的86%以上。“卖专利”正逐渐成为知识经济的“新业态”。

 

6.支持和促进创新的多种金融工具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魔杖,创新型金融工具与创新经济是亲密的孪生兄弟,甚至是创新经济的组成部分。深圳金融中心的特征和动能就是为创新服务。资料显示,深圳VC/PE机构达4.6万家,注册资本超过2.7万亿元,机构数量和管理资本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截至2014年8月,深圳有超过8000家创投机构,累计投资的中小企业已超过3500家,培育上市公司超过400家。在创业板挂牌的355家上市企业中,有创投背景企业238家,占67.04%,其中深圳创投机构投资的企业达96家,占40.34%。有政府背景的创新金融工具,包括30亿元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中小企业上市支持专项资金,为高新科技企业提供担保服务的投资担保机构和直接投资于企业的创投机构。深圳混合型创新金融打造了一条为高新技术企业从诞生到成长的资本链,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血液,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被称之为企业上市的“造星梦工厂”。至2014年12月,该机构在IT技术/芯片、新材料/化工、光机电/先进制造、能源/环保等领域投资544个项目,总投资额逾158亿元,所投企业上市数量已达93家,其中国内54家,其它遍布世界主要交易所。深圳高新投构建的企业初创期到成熟期融资担保服务链,打造了一个“没有围墙的科技园”。2014年底,该集团培育和担保的企业中,已有99家公司在境内外上市。政府出资30亿设立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社会投资踊跃参与,截至2014年11月已放大12倍以上,在投资的深圳项目中,主要领域是新经济,主要阶段是初创期,达60%。各类创新型金融机构,如同恋人般地追求着高新技术项目,甚至是处于初创阶段的项目,为项目方提供资金、管理、上市等综合性服务,催生一个由项目、资金、股权交易、中介机构组成的创业投资市场体系。正是这样的市场体系,源源不断的为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供给营养,促其成长。而不断发展的高科技企业,为创投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互利双赢。

 

7.新经济的快速扩张

      新经济一般指由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标志的经济业态。它由电子信息产业本身构成,也包括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其它业态,如绿色能源环保、互联网等。从历史上看,深圳发展电子信息技术生逢其时。19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时,恰逢中国电子工业生长时期,中国电子工业部相中了深圳这块“试验田”,与深圳商定,将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深圳的主导产业培育,并专门召开特区电子工作会议,为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规划蓝图。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初期,资源配置的主导权还掌握在政府手中,所以,将深圳作为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是一个利在当时意义深远的抉择。1985年,深圳赛格集团的成立,是电子信息产业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现代企业组织的诞生,开辟出一条通往未来的产业发展大道。这应该说是深圳工业的基因,也是深圳新经济的基因。斗转星移,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快速成长为支柱产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深圳没有为保增长而战,而是抓住经济的调整期,推进经济的转型升级,以新经济发展走出泥沼。规划并助力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新经济规模日益扩大。201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为0.8万亿,到2014年达1.88万亿,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3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0%。深圳新经济的成长,是逻辑上的必然。有几千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大规模的研发支撑,以及扩张性的产品市场,新经济怎能不蓬勃?
      近年来,对深圳经济增长有分歧性的认知。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深圳经济中,资源消耗(特别是水资源消耗)持续下降,按照传统的GDP与资源消耗相关性的经验数据,无法解释深圳经济增速。这种观点应该说是不无道理的,但是新经济的成长往往是打破常规的。如腾讯这样的服务商,客户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资源消耗的增长,正如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所描述:“‘产消者’正在以近乎零成本的方式制作并分享自己的信息、娱乐、绿色能源和3D打印产品。他们也通过社交媒体、租赁商、合作组织以极低的或零成本的模式分享汽车、住房、服装和其他物品,学生更多地参与到基于零成本模式的开放网络课程。”即使用传统的理论分析,同样的资源配置到经济中产生的结果也是有差异的,一块土地由简单的加工装配用途转换为高端的写字楼,其经济价值天壤之别。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其实就是要素向更高级经济配置的过程。新经济增长正挑战传统的增长统计分析体系。

 

8.深圳高科技产品走向世界市场

       深圳是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城市,“三来一补”的经济起步时,经济形态的“两头在外”。即使是深圳本土企业成为增长主体,深圳仍连续25年出口量居中国内地城市之首。按照熊彼特教授的观点,深圳在世界市场上的纵横捭阖也构成创新的内容。2016年外贸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一般贸易出口3089.8亿元,同比增长2.9%,加工贸易出口2345.3亿元,同比下降15.1%。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商品占比分别为79.5%、52.3%(统计上有重叠),如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出口785.2亿,手机出口673.2亿元;集成电路出口394亿元等。更直观的部分数据是:2015年,华为手机热销70多个国家,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收入50%来自国际市场。比亚迪公司2015年全球销售新能源车6.1万台,以全球市场的占有率超过11%的优势居销售首位。华大基因研究院在全球学术期刊(包括《科学》《自然》杂志)发表论文200多篇,贡献了世界基因测序数据的50%,农业基因数据的70%。大疆创新是全球飞行影响系统先驱,领先开拓民用消费性无人机市场,是该类无人机飞控系统研发和生产商,产品占据全球的50%以上市场份额。深圳制造在全球攻城掠地。

 

9.丰裕的人才资源与积极鼓励机制

 

 

      深圳原本是一个人才最贫瘠的地方,是改革开放引发了“孔雀东南飞”。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人才包括党政干部和一批敢闯敢干的各类人才涌入深圳,他们在创业中滋育了城市改革和宽容的文化。深圳快速发展提供了人才施展才干的机会,人才不断流入又造就了生机无限的城市。近年来,随着创新步伐的加快,深圳人才培养和引进也表现出新特点,这个阶段以创新研发人才为多。据数据显示,2013年,深圳各类企业技术人才121.63万人,其中具有中级技术和职称及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49.31万人。深圳R&D人员25.76万人(北京35.1万人)。深圳的人才虽然总量上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不突出,但人才主要集中在企业,并集中在若干方向上搞研发,其结构与激励机制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具有很强的爆发力冲击力和凝聚力。如华为公司16万员工中,有近8万人从事研发,这些人才受到股权、收入、职业通道的激励,加班工作成常态。正如华为总裁任正非所言,集中力量向一个突破口发起冲击,成就了华为站在了世界同行的前沿,进入所谓的“无人区”。大疆公司3500人中,研发人员占三分之一,自2012年推出世界首款航拍一体机“大疆精灵Phantom 1”以来,如今已推出第三代产品,其高清数字图像传输系统可实现2公里内的图像传输,内置的视觉和超声波传感器可让飞行器在无GPS环境中实现精确定位悬停并保持平稳飞行。华大基因研究院2007年落户深圳后,发表论文1355篇,其中200多篇发表在《自然》、《科学》、《细胞》、《新英格兰医学》等世界先进水平的学术刊物上。深圳的实践表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是决定创新的重要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激励人才奋发的体制机制,而不是让人才沉淀和无所作为。很多人才富聚的地方,产生不了创新的成果,主要问题是缺乏对人才的正向激励。

 

10.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市场的最显著作用在于解决信息问题和提供激励机制。信息为创新提出方向、路径、时序,没有信息,人类就会进入盲区。人类之所以犯下错误,很大程度上在于不完全理性和信息不对称不充分所致。市场机制虽不能完全解决信息问题,但在配置资源并识别、传递信息中,被认为是有效的机制。激励为创新提供了动力、压力,没有激励,创新者就不能分享创新带来的收益,创新就不会形成洪流。在人类历史上,激励方式很多,但仅就经济活动而言,经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激励自然而然地发生作用,人们出于自利而为的选择,结果在实现自身目标的同时,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从经验数据观察,持续创新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市场发展比较充分和市场机制作用比较充分发挥的国家和地区。虽然市场机制并非必然导致创新,或者是市场机制并不必然导致技术创新,但它是创新的、特别是持续的创新的必要条件。深圳创新的发生、扩散、循环、放大,是与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息息相关的。这一点,研究深圳创新,以及从事深圳创新和深圳的领导人是有共识的。从这个意义看,深圳创新是以有效市场为基础的。
       问题在于,关于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和作用,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和分歧,而这种认知和分歧的不同,会影响政府在创新中的定位和行动,也影响到对创新发生的观察,即在分析创新驱动发展中,政府定位和行为要不要纳入和怎样处理。我的看法是明确的,即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是十分有效十分重要的。这一结论主要不是来源于理论逻辑的推演,而是实践观察的产物。关于这一问题更全面的讨论,不是本文关注的。只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他与中国内地城市相比,优势在于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上先行一步,或者说比较早地试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较早地营造了创新的制度环境。几十年的实践表明,改革开放的制度环境,是由政府(实际上是党委政府)领导和主导推进建设的,而适当的制度安排对创新至关重要。正如威廉˙鲍莫尔(William Jack Baumol)在《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中指出的那样,“如果制度安排不巧将更多地报酬给予了大胆的寻租活动,或破坏性活动,诸如战争或有组织的犯罪,而将较少的报酬给予了生产性的创新活动时,我们可以预料一个经济中的企业家资源将被配置到在更具生产性的事业之外……对一个社会而言,最有希望推动创新活动的方式,就是减少非在生产性或破坏性寻租行为的收益”。中国是一个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国家,不具备标准的福利经济学所强调的竞争效率特征,政府不可能也不能够“无为而治”,在这个转型中,政府需要在各种权衡和可能的条件下去安排各种激发创新的制度,仅此而言,有为政府是十分有意义的。对一个地区而言,有为政府是制度安排的决定性因素。当然,这样的有为,决不是乱作为,不是破坏市场制度发挥作用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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